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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晚年自述谈钱钟书:偶然相逢却好像姻缘前定(5)

发布时间:2017-12-22 15:56  来源:网络整理

1959年 文学研究所初有宿舍,在城内东四头条1号。5月15日,我家迁入新宿舍。女儿钱瑗北师大毕业,留校为助教。我写研究萨克雷(W.M.Thackeray)的论文:论《名利场》(Vanity Fair),全文欠“红线贯穿”, 又受批判。

1960年 3月29日,读毕《西班牙文入门》,始阅读拉美的西班牙文小说。我与钱锺书第一次任全国文代会代表。

1961年 3月 ,查出胸部瘤子,不能断为良性,医嘱先观察一个时期。

1962年 8月14日,迁居干面胡同文研所宿舍(在学部新建大楼内)。9月住北京医院,切去腺瘤,尚未变恶性。

1963年 7月,“五反”开始。小妹妹杨必大病,我到上海看望,访问傅雷夫妇,谈到翻译的一些问题。钱锺书为毛选四卷定稿毕(钱锺书为“定稿组”成员)。

1964年 9月24日,文学研究所外文组自文研所分出,成为“外国文学所”。钱锺书为毛主席诗词翻译组成员,因文化大革命,工作中断。所内“年轻人”皆下乡“四清”,我留所为部分“年轻人”修改文章,年底到上海接小妹妹杨必到我家养病。

1965年 1月中旬,《堂吉诃德》第一部翻译完毕,译第二部。9月15日,杨必回上海。

1966年 锺书病,气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8月9日,我被“揪出”,我在内扫院子,在外文所所内扫厕所。8月16日,钱锺书被“揪出”。8月27日,交出《堂吉诃德》全部翻译稿(第一部已完毕,第二部已译毕四分之三)。同日,晚间在宿舍被剃“阴阳头”。

9月10日,献出财物。年底,宿舍内“牛鬼蛇神”劳动者逐渐请假,劳动队剩四人:近代史所钱宏、外文所戈宝权(队长)、卞之琳和杨季康,他们三人清除全大楼垃圾,我抬不动垃圾箱,扫大片地。我颈骨生骨刺,提出不再劳动,余三人同日亦自动停止宿舍院内劳动。

1967年4月24日,外文所免我劳动。6月8日参加群众活动(即“下楼”或“走出牛棚”),

为革命群众抄大字报,到大街人多处卖报,叫卖《斗私批修》报。

锺书6月8日停止文学所劳动。

12月31日,女儿钱瑗与王德一注册结婚,住我家。

1968年 3月4日,小妹妹杨必急性心脏衰竭,在上海去世,8日火葬。

12月,军、工宣队进驻哲学社会科学部(称“学部”)。

1969年 全“学部”人员集中住学部办公室内,每室住8至10人不等。每日分三单元(上午、中午、晚间)学习,由工人师傅领导,每日练军操。不久之后,老弱者得回家住宿。工人宣队在各所揪出“5·16”逼供信阶段,“学部”下放干校之前,全部撤走。

5月19日,革命青年夫妇携婴儿保姆住入我家,分房两间。

11月11日,锺书为“先遣队”下放河南罗山干校,不久干校迁息县。

1970年6月1日,《堂吉诃德》译稿由前组长张黎同志为我索还。

6月13日,女婿王德一被极左派诬为“5·16”自杀身亡。

7月12日,我下放干校。

12月1日,妹婿孙令衍在天津大学自杀去世。

1971年4月4日,干校迁明港“师部”。

5月,余震同志到学部加强军宣队领导“支左”。余震同志到学部后发现“5·16”扩大化,他停止运动,解放干部,在学部工作四年期间,为学部做了许多好事,这是一般群众的看法。此年我在干校。

12月7日,我在郑州治目疾,反致泪道堵塞,干校不准请病假,我请得事假回京治目疾。

12月24日,携女儿钱瑗同到明港探亲(女儿时单身,可享受探亲假)。锺书于我返北京期间哮喘病发,我与钱瑗到干校后方退烧,渐渐痊愈。

1972年 钱瑗与父母在干校同过元旦节,1月4日回北京。

3月12日,钱锺书与我随第二批“老弱病残”者回北京。在北京的研究人员及干部仍在“学习”(即开会,不工作)。

8月,我又从头翻译《堂吉诃德》,因中断多年,需从头再译。

1973年 学部干校学员全部返京。

12月2日,住入我家强邻难于相处,三人逃亡,避居钱瑗北师大宿舍。12月23日,迁入北师大小红楼,翻译《堂吉诃德》工作暂停。

1974年 1月8日,锺书哮喘大发,送北医三院抢救。后因大脑皮层缺氧,手、脚、舌皆不便,如中风状。

5月4日,钱瑗与杨伟成注册结婚,钱瑗仍住北师大伴父母。

5月22日,我夫妇迁入学部7号楼西尽头一办公室居住,继续翻译《堂吉诃德》。钱锺书舌已恢复,手亦能写字,但不能走路,继续写《管锥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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