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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读过多少书?仅中文笔记就摘记3000余种书(2)

发布时间:2017-12-21 11:40  来源:网络整理

虽说只是一份资料,却在“有些重要著作一时在北京借不到”的情况下,将钱先生驳杂、深广的知识储备展露出冰山一角。他从希腊、罗马写到文艺复兴,以数十位欧洲作者、数十部外文作品的上百条书证,点染中国的风土和人情,描摹西方世界对中国的猜惧和向往。由此可见,《欧洲文学里的中国》已是一篇成熟的比较文学之作。

但钱先生本人并不给自己张贴“比较文学”的标签。上世纪80年代,钱先生曾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说:“弟之方法并非比较文学,而是求打通,以打通拈出新意。”他又在学术活动中多次说过:“打通”分三个层次,即“打通古今、打通中西、打通人文各学科”。

从这个意义上说,钱钟书是架桥人。《欧洲文学里的中国》 是桥,《谈艺录》 是桥,《七缀集》 是桥,《管锥编》 是桥……他还想架设另一座桥:在《管锥编》 中,是以中国文化为中心,外国文化为镜子,那么,是不是可以反过来,以外国文化为中心,以中国文化为镜子,用英文书写,再来一部 《〈管锥编〉 外编》 呢? 未及动笔,斯人已逝,我们只能从新出版的 《外文笔记》中看出“桥”的雏形。

钱钟书外文笔记手稿。(均商务印书馆资料照片)

法国文学翻译家郭宏安:

这座“桥”已选好“木石砖瓦”

钱钟书外文笔记是攻读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拉丁语、希腊语等七种语言的历代书籍所做的笔记,题材涉及文学、哲学、语言学、心理学、文艺批评等诸多领域。

“20世纪以来,国际学术界逐渐放弃了‘构建体系,之类的话头,黑格尔式的庞大体系不再是学者追逐的目标。”郭宏安说,“钱钟书先生无意中做了一位引领潮流的学者,他说:‘零星琐屑的东西易被忽视和遗忘;自发的孤单见解是自觉的周密理论的根苗。……许多严密周全的思想和哲学系统经不起时间的推排销蚀,在整体上都垮塌了,但是他们的一些个别见解还为后世所采取而未失去时效。好比庞大的建筑物已遭破坏,住不得人、也唬不得人了,而构成它的一些木石砖瓦仍然不失为可资利用的好材料。往往整个理论系统剩下来的有价值东西只是一些片段思想。脱离了系统而遗留下来的片段思想和萌发而未构成系统的片段思想,两者同样是零碎的。眼里只有长篇大论,瞧不起片言只语,甚至陶醉于数量,重视废话一吨,轻视微言一克,那是浅薄庸俗的看法———假使不是懒惰粗浮的借口。,”

“长篇大论,纵使一吨,也是废话,必须弃;片言只语,纵使一克,也是微言,必须留;弃一吨,留一克,这是只有大学者才敢做的事,小学者岂能望其项背!”郭宏安感慨道,“钱钟书先生的《外文笔记》 好似在已毁的建筑物内爬梳,寻找尚可利用的木石砖瓦……这无疑是为那些急于建立‘体系,的学者敲响了警钟,也为天下的读书人树立了榜样。”郭宏安将钱先生的《外文笔记》视为一座宝库,“研究外国文学的人入宝山是不会空手而归的”。

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赵一凡:

这座“桥”架在一幅文化地图之上

“若要追随钱氏足迹,我们当从荷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始,经由维柯、薄迦丘、拉伯雷、伏尔泰、卢梭,一路拜会过康德、黑格尔、尼采、弗洛伊德,直至遭遇胡塞尔、海德格尔。”

赵一凡认为,钱先生的“打通”并非无根之木,该是受教于陈寅恪和吴宓两位导师。陈寅恪曾说“中体西用资循诱”,吴宓曾说“择善而从,比较出新”。钱先生自清华求学之始,就达成通学志向。以多种外语为翅膀,钱先生的“打通”可谓上天入地,穿越时空,纵横驰骋。赵一凡举例道:“胡塞尔、海德格尔这两位德国现象学宗师,颇似 《红楼梦》 里的癞和尚、跛道士。钱钟书与之暗通款曲,引为知己。到了 《谈艺录》中,竟是同登一叶扁舟,携手飘然而去。”

据赵一凡观察,钱先生留学三年最感兴趣的书籍是西洋思想史,包含三大重点:一是以拉丁文为主的古希腊哲学及文论;二是以意大利文为主的文艺复兴经典;三是以法德文为主的欧洲启蒙与现代思想。归国后,钱钟书在西南联大教书,当时的学生、后来成为语言学家的许国璋回忆:钱先生在联大开课三门,分别是欧洲文艺复兴、当代文学、大一英文。“其时大学讲文艺复兴,多讲英国。钱师则自意大利与法国始,尤喜法国拉伯雷……所讲文学史,实是思想史。”许国璋又说:“师讲课,既语句洒脱,又无取冗长。学生听到会神处,往往停笔默诵。盖一次讲课,即是一篇好文章,一次美的感受。课堂板书,师喜用英国伊丽莎白朝之意大利体。字体大而密,挺拔有致。凡板书,多为整段引语,拉丁语、古法语、意大利语。钱师,中国之大儒,今世之通人也。”许国璋的回忆或可印证赵一凡的观察。他俩都谈到了钱先生对西方思想史的关注,谈到了他的“通”。这样的“通”不仅是钱先生个体的追求,也做到了上承和下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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