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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如何识破伪装精神病的杀人犯

发布时间:2017-12-11 12:54  来源:网络整理

原标题:我如何识破伪装精神病的杀人犯


这个案例的唯一遗憾,是我没有在他执行死刑前,得到他的亲口承认。如果那样,这就是一个完整的成功案例,那才是完美的。

文| 卫诗婕

编辑| 冯翔

管唯是一名拥有25年从业经验的司法精神鉴定师。

在刑事案件中,他常常遇到伪装精神病的犯罪嫌疑人,企图借病脱罪。

装傻、扮癫、撒泼……种种“表演”在管唯的审视下大多原形毕现。“越是夸张的,越露痕迹。”12月初,在位于上海的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办公室里,管唯对每日人物总结。

今年9月,他的一份司法精神鉴定报告在全国精神医学学术会议中被评为优秀案例。这份18页的报告完成于6年前,调查周密,逻辑推理严谨。

一桩旧案也因此重回公众视野。

以下是他的自述:

1

警方第一次为了王彪(化名)的案子找到我,是在2011年。那时王彪刚刚从哈尔滨的呼兰监狱被调遣来上海。

2004年,上海一户人家遭遇抢劫,其中姐弟二人当场死亡,另外一名受害者身中十三刀,高位截瘫,唯一没有受到伤害的是家里四岁的孩子——被母亲用被子盖住了,逃过一劫。作案的正是王彪。

因为现场的线索只有一枚血指纹,这案子悬了多年,直到国家后来建立了罪犯DNA数据库,才抓到了王彪。这个嫌犯非常狡猾,被带回上海后,他从方方面面显示出自己患有精神病,办案民警对此很怀疑,找了法医鉴定,鉴定结果是“王彪目前患有精神病,但作案期间是否患有精神病,不能确定。”

其中一名受害者身中十三刀,高位截瘫。

无奈之下,警方再次找到了我。

当我第一次浏览案件材料时,就有很强的直觉:这个人极有可能是装的精神病。材料中的疑点很多。

我粗粗看了笔录,发现他对做案的供认是不稳定的:由一开始的否认、抵赖,“什么都不知道”,到后来隐隐约约、含含糊糊地承认自己做案,再到后来说是别人嫁祸,有人要害他等等——产生被害的幻觉,确实是精神疾病的特征。但可疑就在,他并不是连贯的叙述,而且表述非常直白,没有真正精神病人的病感。

凭借多年的职业经验,我心里打定主意:这个案子有得做。

2

1992年,我从上海医科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前身)法医系毕业后,就进了我们所,从事司法精神鉴定,一直到现在。

这份工作其实需要你从大量证据中寻找线索,要求鉴定师兢兢业业、不放过任何线索甚至主动搜寻证据。一个刚进入所里的新人,完全成长为一个合格的鉴定师,大概需要至少五年的时间。我们每天的工作,就是面对成山的资料:口供、档案材料、问询笔录、审讯影像记录等等。这需要耐心、细心,还需要你有举证的能力,就是主动去发现证据的不足或是问题。

我们有个同事,处理一通交通意外事故伤残能力鉴定。事主方面声称自己因为车祸脑外伤导致了精神疾病,但保险公司和肇事司机都持怀疑态度,于是法院委托我们鉴定。我们同事看了材料后要求补充急救病历。后来材料过了三个月才提交来,我的同事就很怀疑,一个是病历格式不规范,再一个,照理说这材料事关当事人的利益,应该很积极地递交,怎么会拖了三个月?结果一去调查,发现病历是伪造的。

我们没有调查权,必须依靠委托方(通常是公检法)所提供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资料。资料越丰富,我们的判断就越接近事实。比如王彪案,材料中就有11张光盘,记录了他每一次接受审讯的过程。我花了大约2周的时间,将每一张光盘仔细看完,并做了内容记录,精确到每一秒钟他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密密麻麻记录了一共有二十几张纸。

看完光盘后,我心安许多——我更加确信我的初判没有错。在11张光盘中,有9张审讯录像,1张辨认录像,1张过往鉴定录像。我发现,在辨认现场过程中,他没有表现出任何言语、眼神、行为的异常。但面对刑警和(先前的)精神鉴定人员时,他就表现出各种违反常态的行为:胡言乱语,痴笑等等。

被鉴定人的审讯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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